同时政府借债时，银行认购永远首当其冲。
解决方法 从储蓄者的角度来看，参与民间金融领域也是个理性的选择。为了节省成本，大银行都倾向于为大企业提供贷款。
银行储蓄利率不但赶不上通胀率——也比民间集资者承诺的低许多倍。形势恶劣到国家总理温家宝都得亲赴当地。即便是在年景最好的时候，中国的中小企业也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民间领域违反合约的情况相当普遍，而且正如温州所发生的事件一样，集资者也会携款潜逃。这样，一般储户才会重新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正式金融领域将为他们提供分享中国巨大增长所带来好处的机会。
相比之下，中国只有大概400家商业银行、3000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城镇金融机构。这不是长久之计，而改变意味着必须认识到正式金融领域的缺点并采取补救措施。但是他不，他非要做赎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独裁化二者交易，这是一个赎买过程--所谓一手松一手紧，这样政改滞后了十年，到了2003年，官僚化迅速扩展，因为市场经济的好处出来了，可以养着这批官僚，市场承受得起这样迅速的官僚化。
Q：我今年写了一篇文章，这就跟采访没有关系了，纯粹是请教，我为什么乐观，是因为今年的独立参选。你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在行为经济学这样一个艰深的海洋中，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论（A：比如像幂律这样的统计性规律）。Q：有一个马克思韦伯的问题，向您讨教。我自诩幽灵，是幽灵，你能挡住我吗？这样一个幽灵，可以在全人类的上空徘徊。
只不过幂律呢，我是后来看到了，觉得这个对我当做借口是很好的。A：所以转型很可能在两个可能的方向上，依赖于社会选择的集结方式。
如果独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应该是指独裁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生存，因为越过了制度可能性的边界，除非它废除互联这个特点。当你有一百个这样更优秀的头脑之后，就可能涌现出0.1个爱因斯坦，（Q：诺奖就不会远了）。星巴克的咖啡浓香四溢，而比咖啡更使人沉醉的，则是问学的快乐，以及，面对百年转型时汪丁丁教授并不轻松的思考。它是一套程序，民主是一套程序，中国过去一百年没有喘息的时间。
财新编辑部王烁是积极分子，他都搞微采访啊，积极跟进最新技术。今年的主题之一，就是能不能把赵越胜请回来（1989年，移居法国，《燃灯者》的作者），虽然他不是学院派的，但是他的《燃灯者》这本书使我感觉到他能破除大学教育的伪善。通过观察微博和现实当中的独立参选这种现象，我觉得有点类似与涌现的那个意思，我就想去找基础。我是到了90年代中期，才觉得国内的经济学家在道德哲学上太生疏，所以我答应吴敬琏，写了那篇文章。
你觉得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价值何在，如何可能啊？A：它是一门科学，你说科学有什么价值啊？非要问它有什么价值，这都是主观赋予的。习惯了以后，不觉得自己是奴隶。
Q：虽然这个事件不具有统计学样本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正在提高，我可以这么问你问题吗？A：可以。而民众呢，也有很多问题，例如草民的劣根性（我们不用这个词），就说是民粹主义。
当三分之一这条线被突破的时候，就抵抗不了--在自然律上就会失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就会渐渐消失，最后全体都成为奴隶，这就是三分之一定律。在废止皇权（指1911年）的前后，熟悉的这段历史的读者知道，其实在这之前很久，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就已经酝酿着转型了。峰值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必然呢？因为教育失败了两三代人了，传统教育的中断，然后西学输入以后。等到私塾消失之后，在公学里边儿读《论语》，首先没有情感交流，在幼儿园里面，小孩子对《论语》没有亲切感，而《论语》是需要在亲切氛围里才能够讲述的。但其实是不行的，因为你的动机已经是假的了--你的动机是要撒谎，你不想告诉他真相，这已经违背了康德的道德戒律。转型的关键时刻就是在1911、1910年前后。
社会转型涉及到公共政策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才能够顺利地找到一个更好地演化路径或者朝着一个大多数中国人，（别说大多数了，）就是少数精英分子为大多数中国人设想的美好生活的概率更高一点，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转型的方向。文中记者刘彦用Q代替，汪丁丁用A代替。
我觉得自由是整体的事情，从内在来说，可以把个人的选择当做一个自由的集合--多项自由：政治的、经济的等等，选择的程度、深度或者是广度…….如果自由是一个整体的话，一个农民工来到了城市，他首先是外在的自由可能不是完全的自由程度，但是对他个人而言，他的自由程度是增大了的。用吴敬琏的表述，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是政府的威权主义倾向（调控）与大众的民粹主义倾向二者合流。
公学里先生是花钱请来的，自己家也不在学校里面，而私塾先生就在村里住着……..所以公学没有情感交流，何谈道德情操？从脑科学的角度，这已经被证明了无数次了，这不可能。当然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1911年，就是辛亥革命，因为那是废除皇权--是天大的事件。
两方面的情况都有，只不过教育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比如大学教育开始普及之后，民主政体被颠覆的可能性开始迅速加强，它有一个质的飞跃，不是线性的。希望了解更多人物细节的读者，可参阅本期杂志人物版《师者汪丁丁》一文。先说流传到今天的中国传统里影响最大的是后果主义的道德观，这就暗合了英美传统的道德观，它是功利主义的--这就是桑德尔在前五讲中论证的，引到康德以后，出现了一种对立。Q：我的认知是建立在预期改变未来，如果我们没有对未来的自由的预期，那么本身的行为就不积极了--因为观念就会影响行为。
一套好的制度，它是与其它许多制度在实践中互相竞争，才表现为好的制度。在这之前，我也很悲观，我前年写《论正义之为市场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我就看正义被颠覆的后果是如此的严重，诺斯在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2007年与他人合作的一篇论文里，有一个结论，和您提到的差不多的，（A：对，诺斯是最早提出锁入效应的）我拿这个问题问张维迎老师，他很乐观，说三十年经济、三十年政治，这如何可能？因为中间打不通嘛，不必然、不确定。
Q：但是我看您和刘苏里的谈话（《中国问题及其复杂性》），里面提到了关于透明国际关于政治自由度指数的报告，有一个结论我认为很有说服力：当经济生活如果从每年增长2%，到每年增长12%，连续十年以上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不仅仅是速度能描述的变化，它一定有结构上的变化，比如工商业的发展，甚至影响政治生活的变化。中国有四次宪法运动，这是指1949年以前（当然1949年以后谈不上宪政，我们正在恢复宪政）。
那就不妨设定一个我感兴趣的题目，中国转型的条件及其可能性，以及在可能性基础上的转型方式。三分之一定律完全是关于自由的定律。
新闻只报道人要狗，但是狗咬人他就不报道了，而狗咬人才是峰值所在。但是向下的过程是一个死胡同，因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国家都在向上的分支上，而底下这一条分支走到一半就停了，没有样本了。你别忘了伪善啊，伪善是一个关键词。Q：你觉得你能培养出所谓的…..因为我看你的课堂上我看到有一个学生谈到要出诺奖，需要懂得幂律。
该录音由北大新闻学院实习生吕凌寒整理，文章的注释部分，也由吕凌寒注出。用我博客上的话来说，满大街都是问题家长带着问题孩子瞎串骂人。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难道可能设计出来吗？Q：咱们插一个问题吧，人类的设计往往是要失败的，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说这个话题？A：因为你是哈耶克学会的，你们应该熟悉哈耶克的思路，就是这个意思。这和鲁迅写《狂人日记》是一样的。
我的课堂，注册行为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课程，都是人满了，近两年都是人满为患，以三百个座位为限，剩下的都不让注册了。一旦一个人习惯了自由的状态之后，这个自由是不是就可以向哈耶克说的那样自发秩序，就会生发出更多的渴望。